端午佳节，船桨起舞，在纵横交错的水网中，一叶叶龙舟激荡而下，就这样浩浩荡荡穿越了千年时光。
作为“龙舟文化”的溯源地之一，在广东惠州，“龙舟竞渡”已成为这片粤东重镇的大众文化之一。在蜿蜒曲折的东江水道中，人们借小小的龙舟展现中华民族拼搏向上的精神特质。
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一叶小舟穿梭狭窄的河道，向上游行进，需要船长与船员的合力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，正确的方向、与危机共存的灵活与“向上游”的精神内核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在东南沿海，兴旺的龙舟赛事和活力四射的民营经济之间，是否构成某种关联，没有人知道，但这并不妨碍“龙舟竞赛”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个“隐喻”。40多年前，“船长”李东生和他的TCL从东江江畔出发，从一家生产磁带的电器厂驶入了智能终端，最终进入半导体显示、新能源光伏的“上游”赛道，并最终成为全球化高科技产业集团。从“舢板”到“巨舰”的跨越，如一叶小小龙舟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敢为上游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样，在水大鱼大的中国制造浪潮中，TCL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，一个“敢为上游不畏难”的中国企业变革与创新史。每一片水域都有正确的航向，就像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。如果熟悉全球漫长的科技制造史，“航向”隐藏在迷雾中，但每一个时代的主角往往都是那些率先找准方向的人。没人能够料到，驱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是一位英国织布工，他用一款手摇纺纱机让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，英国由此率先完成工业革命，成为“世界工厂”。大半个多世纪后，从英国到德国，另一位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，标志人类进入“电力时代”。而后兴起的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，以美国为创新中心的新技术浪潮汹涌而来，“硅谷神话”所形成的一大批全球化企业，缔造了美国经济的奇迹。穿行于每一次的时代水域中，不难发现，每一次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技术革命背后，都蕴含着两条不变核心主线：一是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。二是，向全球化探索。回到大洋彼岸外的中国，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，这段被称为“压缩型的工业化”的发展奇迹，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，谱写这一壮丽篇章的背后，科技创新与全球化探索依旧是不变的航向。理解这股浪潮的变化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TCL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。时间拨回1982年，从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毕业的李东生加入当时成立不久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（TCL前身)，这一“工号43号”的年轻人从技术员一路成长为集团的掌舵者，带领TCL穿越周期，不断向上游跃升，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始终是TCL眼前不变的航向。1985年的一个夏天，在新厂房内，年仅28岁的李东生带领团队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部免提按键式电话；在中国彩电业竞争最激烈的“战国年代”，TCL用一款“王牌彩电”一鸣惊人；意识到中国“缺芯少屏”，TCL又决定主动出击，打破国外技术垄断，投入全部身家创立TCL华星，由此进入半导体显示产业。三年前，TCL宣布收购天津中环集团，布局新能源光伏产业，在泛半导体“上游”产业领域继续拓展。从技术创新的微笑曲线来看，TCL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期，代表着一种典型的“中国式创新”之路——从早期的代工厂到跟随战略下的模仿创新再到逐步掌握关键技术，闯入技术“无人区”......技术，是TCL刻在罗盘上的印记，也是这一企业得以不断向前的基石。这种对“正确航向”的坚定，同样体现在TCL对全球化的探索。中国制造从跑龙套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“新主角”，这一攀登过程尤为不易。如TCL、华为、联想等企业，作为率先出征的中国家电或消费电子企业，它们的前路无人探索，更是无石可摸。有人形容中国企业这段早期出海史就像是“在清水里泡三次、在血水里浴三次、在碱水里煮三次”，如不亲历，无法了解此间滋味。把全球化的根扎下来，想要走出去，就要做好“九死一生”的准备，包括TCL在内的很多企业都经历了这一过程。1996年，华为出海俄罗斯时，“出师不利”是压在所有华为人头上的一顶帽子。TCL很早就开启跨过经营的尝试。1999年，TCL在越南设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，率先开启全球化布局，此后的每一步都浸润着全球化战略思维，在李东生和TCL人眼中，真正的全球化不只是卖产品，而是实现全产业链的本土化。为此，TCL展开了一系列的出海探索，这之中不乏有争议。2004年，TCL斥巨资对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进行了收购，成为彼时中国企业探索全球化的重大事件。但此次国际并购让TCL在航行中遭遇重大挫折，李东生后来回忆这段惊险的出海历程也坦率地承认：“我们呛了一口水。”但正是这样的挣扎，面向更高维的国际竞争，让TCL与众多中国企业“学会了游泳”，在进退之间，正是因为它们选择了“向上游”，坚持正确的航向，才得以让更多的中国企业看到广阔海域的神秘与魅力。作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样本之一，时至今日，TCL已完成了从“世界工厂到世界建厂”的产业链布局，从本土化迈向全球化，形成了从研发、生产、营销到服务的全产业链的本土化布局。截至目前，TCL已在全球建立48个研发中心，32个制造基地，销售机构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业务范围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。代表着“中国屏”的TCL华星，瞄准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潜力，目前印度华星已实现了海外出货。另一边的TCL中环也在加速海外在地化布局。可以这么说，围绕智能终端、半导体显示、新能源光伏领域三大核心产业，TCL的全球化在形成“三箭齐发”全面全球化格局的同时，已融入全球生态链与供应链之中。但在驶向更大海域的过程中，“船长”与他的船难免遭遇“触礁”的至暗时刻。当熟悉的旧海域已然承载不下野心，新的海域将会是他们的新目的地。在更大的海域上，光有“逆流而上”的胆识并不够，必须要有“与危机共生”的行动力。不同海域有不同海域的规律，则要求企业必须要因时而变，从一艘渔船进化为帆船、轮船与远洋船，用多变的姿态应对随时而来的风浪。TCL诞生于中国民营经济蓬勃而生的80年代，华为、联想与TCL，这些穿越周期，仍活跃在一线的中国企业，代表着中国制造的辉煌历史，他们被这片海域中滋养，但也同样被一种危机感所笼罩。在后来的商业史研究者看来，这种与生俱来的“危机感”，一方面源自掌舵者的个人气质。包括李东生在内的企业家，被视为公司元年（1984年）后的第一批中国民营企业家。他们的个人命运映射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他们擅长思考与总结，在危机中发现机遇。从少年时代起，李东生就习惯在每天晚上临睡前思考今天做了什么、遇到了什么问题、可以总结哪些经验。有时思考得太兴奋，就很难入睡。对“企业未来该向何处去”的思考，也成为了“船长”的日常生活。一个最常被提起的细节是“铁人”李东生对工作的热爱。他的家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，李东生与家人常年住在TCL所在的园区里，家里的餐厅，常常变成高管们的会议室。而当“船长”的焦虑蔓延，“危机感”也成为了一家企业独有的内在特质。财经学者秦朔研究TCL多年，他曾对这家企业有一个最中肯的评价：“在制造型的中国企业中，TCL不是最大的，最出名的，最惊艳的，但却是做过最多探索的。”换言之，与危机共生，不断探索，从不愿“躺平”，这是TCL区别于其他中国企业最大的不同。也正因这种不断探索与矢志不移的探索性，让TCL得以在一次次至暗时刻里“重生”，保持着一种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姿态，在“触礁”时中反思，向内破局，在成功中保持清醒，持续向上。在商学院的教科书中，TCL可能是最经典的企业研究案例之一，它经历了两次“至暗时刻”，且成功上演了触底反弹的脚本。最常被别人提起的是李东生写于并购受挫后的企业家文章《鹰的重生》。因为缺乏跨国经营的经验，加上汤姆逊原有的优势技术遭遇新技术冲击，沦为“夕阳资产”，亏损加剧下，TCL面临“资金链危机”。这是李东生与TCL最痛苦的时候。当时，李东生的体重足足掉了20斤，后来，他用略带戏谑的语气回忆这段岁月：“我以前一直想减肥却没有成功，那几个月下来不知不觉瘦了一大圈，裤子全部要重新买。”危机之下，李东生开始自省与反思。在《鹰的重生》中，他反思了TCL的企业文化与公司战略，他认为，经营好一个全球化企业和经营一个中国企业完全不同，国际化本身没有错，企业文化和管理能力出现问题才是并购危机的根源所在。也正因如此，TCL将改革的刀刃对准自身，开启了第一轮“瘦身”，在确保现金流与盈利下，TCL主动剥离一系列弱竞争力业务，对海外经营进行重新梳理。此后，李东生带领TCL进入半导体显示领域，创立TCL华星。截至目前，TCL在这个项目上已累计投资超过2600亿元。另一次的危机则是后来的“千亿魔咒”。2014年，TCL营业收入跻身“千亿俱乐部”，但在随后的2015年、2016年，TCL收入徘徊不前。在此背景下，李东生启动了长达三年的变革，发表了TCL历史上著名的“4.12”讲话。除了减员与降本增效外，一个最为关键的动作是TCL的“双子计划”——李东生决定将半导体显示业务和智能终端业务分拆成两个产业集团，即TCL科技和TCL实业，这一重大资产重组既表明了TCL对核心业务的聚焦战略，也同样展现了这家企业应对危机时的灵活。“千亿魔咒”也因“变革”被打破。2021年1月，李东生在年度全球经理人大会上将此次变革总结为“弓身蹲下、蹬实脚跟、看准目标、全力起跳”。这16个字“总结”，反映出TCL应对危机，逆流而上时的姿态——与其哀怨，不如向内破局，主动变革，与危机共存。而在逆境中完成一系列重组调整后，TCL的航向也越来越清晰。根据TCL的“9205”战略，未来五年，TCL的战略目标已完全清晰。在智能终端，电视要做到全球领先；在半导体显示领域，华星要做到全球领先；其他产业要按照中国领先和行业领先的标准向前。浴火重生之后，TCL正向一家“全球领先的智能科技产业集团”的目标加速前进。一叶小舟如果想要真正扛过一次又一次的海上风暴，必须需要一种精神内核，这是一种前行的定力，更是一种驾驭变化的底气。如同穿越千年的龙舟。在湍急的水流间，一叶小舟已成为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图腾，“龙舟竞渡”被形容为一种嵌在中国人骨子里的“奋楫争先”，“向上游”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续至今的精神内涵。回到商业世界，在不确定的时代里，中国企业如何“活着”？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，在以高质发展与创新驱动定位自身的新背景下，中国企业又如何活出精神，带动中国制造再向前一步？毫无疑问，在外界眼里，TCL在42年的航行中，似乎一直都是这片海域中的“幸存者”。在电视品牌“价格战”中用王牌彩电铸就销售神话；在新世纪之初，率先探索全球化，在至暗时刻里，又迅速触底反弹；在探索第二曲线上，它又找准了新方向，布局半导体显示与新能源光伏，一跃成为一家高科技企业。但在这些看似幸运的转型背后，撑起TCL在危机四伏的海域中不断前行的，实则是一种更朴素的精神内核——一种“敢为上游不畏难”的企业精神。这是一种“产业向上”。从生产磁带到生产家电，再到完成对智能终端、半导体显示、新能源光伏的三大核心赛道的聚焦，这是一个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攀升的过程。这是一种“科技向上”。从早期的模仿创新，到不愿被“缺芯少屏”卡脖子，TCL始终坚持技术的自主化与国产化。如果技术不领先，就无法掌握话语权，冲破日韩企业的桎梏，TCL华星成立至今已成长为全球半导体显示产业的领导者之一。而在新能源光伏赛道，TCL中环拥有行业领先的单晶生长技术和G12大尺寸硅片技术......这是一种“管理向上”。梳理TCL的成长，实则经历了合资企业、地方国有企业、多元化公众企业等各种形态，这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革史。42年的“分分合合”中，TCL随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转变自身的管理形态，每一次改革都充满巨大活力。这更是一种“格局向上”。TCL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惠州小厂到全球化，这代表着一种中国制造“必须走出去”的全新姿态，与这种“向上游”的企业精神相呼应的是中国制造业与中国经济更宏阔的全新叙事。从曾经的仰人鼻息到如今穿行在世界海域，中国制造已逐步驶向更深更远的地方，这或许代表了一种新的角色变化——我们已从“摸着别人过河”变为“别人摸着我们过河”。没有永远的上游，但我们永远向上游。从历史照见未来，像TCL从一叶小舟进化为一艘巨轮一样，我们看见，一个属于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已拉开序幕。